斯则邪正由于人，吉凶在乎命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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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认为“伍员浮尸于江流，三间(屈原)沉骸于湘渚”，以及贾谊、桓谭、冯衍之徒，“皆摈斥于当年，韫奇才而莫用”，“此岂才不足而行有遗哉？”这种现象，除了用自然之命来解释外，就无法予以说明。当时世家大族把持政权，“高才而无贵仕，饕餮而居大位”。在“薰(香草)莸(臭草)不同器，枭(恶鸟)鸾(仁鸟)不接翼” 的情况下，必然使得“浑敦(古代传说中的糊涂人)、梼机(古代传说中的恶人)，踵武于云台之上(相继做大官)；仲容、庭坚(古代传说中的有才德的人)，耕耘于岩石之下”。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，刘孝标只能把这种现象归之于自然的命运了。他还提到在北朝，当时的拓跋贵族，“居先王之桑梓，窃名号于中县。与三皇竞其氓黎，五帝角其区宇。种落繁炽，充牣神州”。无数汉族平民，则被掠作奴婢，刘孝标本身就是经历过这种境地的，他不禁感叹说:“呜呼！福善祸淫，徒虚言耳！”因果报应，又在哪里？于是他批驳了报应说:“为善一，为恶均，而祸福异其流，废兴殊其迹。荡荡上帝，岂如是乎？”他不相信有上帝在主宰着善恶。 刘孝标和戴逵一样，有定命论的倾向，他说:“所谓命者，死生焉，贵贱焉，贫富焉，治乱焉，祸福焉，此十者，天之所赋也。”所不同于戴逵的是，他说:“愚智善恶，此四者人之所行也。”认为人的愚智善恶，与自然之命无关，而“在于所习”。东汉王充说过； “夫中人之性，在所习焉。习善而为善，习恶而为恶也。”(《论衡·本性篇》)刘孝标倾向于王充的这种主张。所以他又说:“素丝无恒，玄黄代起；鲍鱼芳兰，人而自变。”他并且举子路和楚穆王二人为例，“季路学于仲尼，厉风霜之节；楚穆谋于潘崇，成杀逆之祸(指商臣谋于潘崇，杀其父楚成王)”。可见善没有产生善果，恶也没有得到恶报，“而商臣之恶，盛业光于后嗣；仲由(即子路)之善，不能息其结缨(子路结缨而死)”。这样，他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，“斯则邪正由于人，吉凶在乎命也”。意思是说，贵贱吉凶决定于自然之命，为善作恶却是事在人为。因此他一方面批驳了因果报应说，一方面又鼓励自己努力去做好事，“善人为善，焉有息哉！” 刘孝标所说的自然之命，比起戴逵的宿命论来是前进了一步。但是他虽然批判了“福善祸淫”的宿命论，却又陷入了“吉凶在乎命”的宿命论。他在《自序》中，说自己“魂魄一去，将同秋草”，这又说明他把精神看作某种可以离开形体的特殊物质。他同在他以前的无神论者一样，都不能把神灭思想坚持到底。